《蒙古秘史》開卷即載，“成吉思汗的根源為奉天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他的妻子名叫豁埃·馬闌勒。渡過大湖而來，來到斡難河源頭的不兒罕·合勒敦山扎營住下。他們生下的兒子叫巴塔赤罕”。①

�� 由此可一目了然，成吉思汗的根源是奉天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其妻名為豁埃·馬闌勒。住在斡難河源的不兒罕·合勒敦山時生下名叫巴塔赤罕的兒子。在這里，“孛兒帖·赤那”與“豁埃·馬闌勒”是作為成吉思汗世系的蒙古人的祖先這樣一個歷史人物出現的。

�� 然而，近年來，出現了“蒙古人的狼圖騰熱”，認為“蒙古人有狼圖騰”的人日趨增多，蒙古青年中崇奉狼、以狼為拜物，掛“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圖畫，甚而“狼”與“鹿”交配的圖畫都鋪滿了大街小巷。有關以狼與鹿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也隨之增多，蒙古族有些知名作家、藝術家也投入其列，以此為創作題材或內容，為文藝團體之名，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尤其是姜戎所寫《狼圖騰》暢銷不衰。毋庸說，文學家的作品是以藝術構思創作的。它是通過人與自然，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來表達了人們愛護自然的情愫，通過大草原野生動物界中最有耐心和膽量,最為機智,群體協調合作性最強的動物——狼來表達了保護民族的生存,促進民族的興旺的精神追求的。而絕非說，蒙古人源自狼與鹿，或者屬狼種、“狼類動物”。

�� 這種藝術的“拜狼”怪像引起了“蒙古人的狼圖騰”熱潮，導致蒙古族青少年自以為“狼圖騰人”，甚至“狼種人”“狼源”想法。其實，說這種“狼圖騰”熱是進步時代的文化倒退現象，文明民族的愚昧而逆反的思維現象也不為過。

�� 很明顯，“蒙古人的狼圖騰”之說是來自根據《蒙古秘史》中“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兩個名詞而認為“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不是成吉思世系蒙古人的祖先，而是“圖騰”的。

�� 那么，首先有必要追究《蒙古秘史》中“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究竟是歷史人物，還是“圖騰”之名。這個問題其實《秘史》開卷即已交代清楚了。這本書并非是一本普通百姓的家譜，而是真實地記載蒙古汗國之主及“黃金家族”族系的宮廷秘史。它涉及到很多汗廷秘密及大汗的隱私，所以嚴加保密，秘藏在“金柜石屋”中，外人不得窺見。顯然，《秘史》所載真實可靠。明初刊刻附漢譯的《秘史》時題為《元朝秘史》。《蒙古秘史》中清楚地記載著孛兒帖·赤那為成吉思汗的祖源，但為什么現在有些人說他不是歷史人物而是“圖騰”呢？這是因為過于偏向于原文的旁譯或錯誤地將漢文古籍中含有侮辱蒙古人祖先的、帶有傳奇色彩的措辭當作史實所致。

�� 《德格都蒙古研究》②一書之“論蒙古人的狼圖騰”一文中說：“…從這部漢字音寫的《蒙古秘史》的旁譯和加注來看，有關‘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的記載甚少。說它是傳說，也無情節。旁譯中解釋孛兒帖·赤那為蒼色狼，豁埃·馬闌勒為慘白色鹿，此說雖難信，也無否定的依據。也就是說，<蒙古秘史>有關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的記載是基于口傳歷史和傳說，而不是根據真實史料的。說它是歷史人物，缺少依據。旁譯釋作圖騰動物，而非真人”。③《蒙古秘史》④中“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的旁譯本身并無大錯。

�� “孛兒帖”［bort］一詞在現代蒙古語中意為：“斑斕的、有斑點的”⑤、 “顏色不清、模糊，動物身上的斑點、人的臉上的斑點”⑥、“動物毛色。斑駁的；雜色的、豹花的；有斑點的、斑毛的”⑦“［burt xar］為八駿之一”。⑧“［qinoa］：源于突厥語［qina]，意即‘野狗’。⑨

�� “豁埃”［hohai］為淡褐毛色［hua］之古音。在烏珠穆沁至今仍有名為［hohai］的人，牲畜毛色有［hua］、［huahan］、［ho：han］之分。在阿巴嘎、喀爾喀口語中至今仍稱［hua］(ohua)。這個［hohai］在《黃金史》、《蒙古源流》⑩中作［hua］11��。

“馬闌勒”［maral］指母鹿，亦作［sogo］。12��

�� 《蒙古秘史》旁譯作“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為“蒼色狼”和“慘白色鹿”絕不是說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是意為“蒼色狼”和“慘白色鹿”的圖騰。而是清楚地寫著“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是兩個人。其實，這里存在著對《秘史》旁譯的誤解。多數學者認為《蒙古秘史》的原文是回鶻體蒙文寫就的。為什么到了元代，用漢語音寫回鶻體蒙文原著的呢？這與1269年元朝廷進行文字改革，回鶻體蒙文失去原有的地位，八思巴字取而代之，成為通用文字直接相關。當時元廷汗王及其子女、官吏已經看不懂回鶻體蒙文，看不懂自己回鶻體蒙文《金史》，以致不得不用漢文音寫回鶻體蒙文《元朝秘史》。

�� 《秘史》意譯是明人所作。意譯由旁譯和總譯而成。明廷意譯《元朝秘史》意在為朝廷使者們學蒙古語提供教材，是有政治目的的。旁譯和總譯的作用也不同。旁譯有幫助人們掌握詞義，總譯幫助理解全文之意和用詞造句之用。所以我們今天利用《秘史》的旁譯和總譯時要領會其獨特作用和目的。只根據《秘史》旁譯，把“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理解成“蒼色狼”和“慘白色鹿”，理解成是在指圖騰，那么只會犯錯誤的。一些漢文或外文史籍中稱蒙古人為“狼圖騰者”，這不過是臆造，而且純屬污蔑之詞。

�� 我們不否認世界上曾有狼圖騰人。蒙古族某一部落或氏族中也可能曾有“狼圖騰”，但如果說整個蒙古族都有“狼圖騰”，那真是荒謬絕倫。

�� “圖騰”［totem］一語來自美洲印第安阿爾岡昆語，意為‘他的親戚’，后為國際性學術性名詞。原始人認為與本氏族有特殊神秘關系的某種動物、植物或無生物作該氏族的保護者和徽記，或作識別氏族的標志。這種動物、生物或無生物被學術界稱作“圖騰”。其實，“圖騰”是人類宗教的雛形或以拜物為主的思維形式，或者說是原始思維基礎上萌芽的文化現象。

��我們從《秘史》中可以看出，十三世紀蒙古人對狼的態度是與現在相同的。例如，《秘史》載，鐵木真與合撒兒合謀射殺別克帖兒，訶額侖知道后氣憤已極，訓斥：“…像在暴風雪中窺伺的狼…”。13��那時的蒙古人（乞顏孛兒只斤氏人）把狼當作‘敵人’看待，而不是“圖騰”。蒙古族諺語說得好,狼乘雨天,賊鉆空子。比喻狼乘雨雪進攻畜群同壞人乘機為非作歹,性質是一樣的。

��烏珠穆沁蒙古人不但視狼為“寧可吃不飽，也要多咬死”的貪婪而殘暴的牲畜敵人,而且比喻殘暴、兇狠的敵人或心懷敵意的壞蛋為“狼心狗肺”，比喻躲躲閃閃、不敢正視別人的人為“狼的眼睛”。

總之，蒙古人視狼為心黑又兇殘的動物，并想盡辦法消滅之。蒙古人狩獵,忌諱在交配期或懷胎期捕殺獵物。而唯獨獵狼卻恰恰相反，正是選擇這個時機力求多捕殺，斬草除根，以斷后患。春季掏狼窩，即是一例。舊俗中認為男人是狼的克星，給嬰兒戴狼拐。賽馬不騎被狼咬傷的馬，狼咬傷的牲畜肉不給自己寵愛的孩子吃，家里祭祀兇煞的人甚至不讓被狼咬傷的牲畜放進家中。非常忌諱罵牲畜為“狼食”。出遠門路遇狼視為不吉利。

�� 古代蒙古人大行獵狼，利用其皮毛。例如一首歌中唱道：“斑點毛色的坐騎帶著絆腿兒，用狼皮做成的被褥鋪開著”。蒙古人常用狼皮做被褥、長袍、短襖等。蒙古人如有“狼圖騰”，怎能如此對待自己的“圖騰”呢？

�� 蒙古人出于畏懼、厭惡、哄誘、和解的心理，對可能危及自己的敵人或有潛在危險的動物有諱名或尊稱之俗。但這絕非是因為自己的“圖騰”、“至尊”而為之。

��《論蒙古人狼圖騰》一文中說：“即便孛兒帖·赤那是人名，那也不過是圖騰性質的人名，而非某一歷史人名”。14��這個說法肯定得不到證實。蒙古人以動物名取名之俗自古有之。蒙古族人中至今有諸如［bar］（老虎）、［arslan］（獅子）、［bambar］（虎仔）、［bo:hai］（狼）、［qono］（狼）、［noxai］（狗）、［gardi］（鳳）、［songhor］（海青）、［dagta：］（鴿子）、［xarqagai］（鷹）、［burgud］（鷲）、［galo：］（鵝）、［box］（牤牛）、［onag］（馬駒）、［xorag］（羊羔）、［isig］（山羊羔）、［yanjag］（黃羊羔）…等人名。這里并不含有“圖騰”之意！不僅如此，“孛兒帖·赤那”之名亦并非只見于“秘史”，《孛斡兒出家譜》15中其六世孫中就有名為“孛兒帖·赤那”的人。

�� 孛兒帖·赤那無疑是歷史人物。非常遺憾，《秘史》沒有交待清楚其族系。

�� 關于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祖先孛兒帖·赤那的族源有兩種說法。其一，薩岡徹辰等十七、十八世紀蒙古族史學家認為“…大賚速賓金椅汗有子三。長孛羅出，次昔保赤，幼孛兒帖·赤那。因兄弟不和，孛兒帖·赤那北渡騰吉思湖，至漸忒之地，娶名為豁埃·馬闌勒之處女為妻，是為蒙古氏”16。即認為孛兒帖·赤那源于印藏汗系、自西藏東渡騰吉思（疑即青海），來到漸忒之地的北狄做官人。其二，拉施特的《史集》、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屠寄的《蒙兀兒史記》這三種史籍的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自阿魯客乃·渾（疑即額兒古涅·昆）西行之說。對以上兩種說法學術界仍有爭論。關于“孛兒帖·赤那”的本源值得繼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元史》及烏珠穆沁公袞布扎布的《恒河之流》自孛端察兒始寫蒙古黃金家族而未提及孛兒帖·赤那。

�� 烏珠穆沁公袞布扎布，一位精通四種語言的大史學家，為什么自身為黃金家族后裔，卻沒有依據《蒙古秘史》寫成吉思汗的源流從孛兒帖·赤那，而從孛端察兒開始寫呢？這里難道就沒有原因嗎？袞布扎布在《恒河之流》中寫道：“一些史籍雖稱乞顏族人黃金家族源流與印度吐蕃諸汗有密切關系，然孛端察兒乃奉天命而生，故不必提朵奔·篾兒干的本源…”。17寫孛端察兒的歷史時寫道：〈方士闌只多吉傳說〉中說〈水之源引于雪，人之根離于天〉北狄國名為漸忒之印度轉輪汗時期，離于吐蕃汗統之孛兒只斤氏朵奔·篾兒干，其夫人名喚阿闌·豁阿合屯。每睡時身受神光受孕而生季子孛端察兒。孛端察兒自幼溫和而莊重，不嫉小事，因以愚鈍，取名孛端察兒·蒙合黑。及長，聰悟絕倫，德才兼備，推為孛兒只斤族人之主，成為乞顏氏”。18��

�� 袞布扎布沒有回避“與印度吐蕃諸汗有密切關系”之說，而是接受了，并且抓住人人皆知而且不可否認的歷史真實，告訴人們蒙古汗統與印度吐蕃汗統斷源的事實，斷言“孛端察兒乃奉天命而生，故不必提及多奔·篾兒干”。由此看來，我們需要承認“孛兒帖·赤那”為歷史真實人的同時，也要看到拿不出什么依據來否定其“印度吐蕃源”之說。

�お�注釋：

①巴雅爾復原：《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1年，（上冊），第1頁。

�� ②《德格都蒙古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2004年。

�� ③《德格都蒙古研究》，第382、384頁。

�� ④巴雅爾復原：《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1年，（上冊），第1頁。

�� ⑤沙格扎：《簡明蒙語詞典》，民族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307頁。

�� ⑥《蒙語詞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第1074頁。

�� ⑦《簡解蒙語詞典》，第100頁。

�� ⑧沙格扎：《簡明蒙語詞典》，民族出版社，北京，1994年。

�ア�《突厥》，卷三，第2121頁。

�� ⑩喬吉校注：《黃金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第18頁。

�オ�11薩岡徹辰：《蒙古源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1年，第115頁

�オ�12《二十一卷本辭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0頁。

�オ�13 額爾登泰、阿爾達扎布：《蒙古秘史還原注釋》，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67頁。

�オ�14《德格都蒙古研究》，第388頁。

�オ�15 額爾登泰、阿爾達扎布：《蒙古秘史還原注釋》，第3頁，注⑥

�オ�16 喬吉校注：《羅氏黃金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

�オ�1718 袞布扎布：《恒河之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99年，第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