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提交10月《首屆亞洲地方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編入大會文集。研討會有中、韓、日、馬來西亞、蒙古多國專家與會，產生了廣泛影響。

內容提要：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儒學文化有著長達兩千年的演變和發展。遠在中國的漢代，就有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延至元、明、清、民國，概莫能外。儒學文化跨越國界，在東南亞和世界上有著廣泛的影響。

東亞文化說廣受關注，東亞文化圈成為世界文明發展史上重要篇章，是世界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

當今世界文明呈現的多元化、多元性，和而不同，相互借鑒與包容，推動著世界發展的大格局、大氣象。

關鍵詞：儒學文化 世界影響  東亞文化圈

儒學文化源遠流長。早在中華文化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倡其道，百家爭鳴。儒學逐步成為顯學，被統治集團所接受，而脫穎而出，成為社會的共識和主流意識。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存在巨大的深遠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歷史證明，任何想用強制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不會成功，反而會給世界文明帶來災難。歷史告訴人們，要尊重各國各民族的不同文明。各國各民族要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認和尊重別國別民族的思想文化。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不分強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而享有向前發展的前景。

儒學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歷史選擇了儒學文化。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上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論語》《資治通鑒》之類。傳統的天人感應和報國思想、節欲思想、忠孝思想，三綱五常，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儒家思想成為延續至今的思想意識形態。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正是不同程度地弘揚了儒學文化。

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像宗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并對那里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儒學在中國延續發展兩千年來從未中斷。儒家思想蘊含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對中華文明形成并延續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女維護民族獨立和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促進中國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平衡，都發揮了無可取代的影響。

儒學文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與時俱進，不斷順應中國社會發展和時代前進的要求而發展更新。儒學文化堅持經世致用原則，注重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結合起來，達到相互促進的功能。

儒學起源的春秋戰國時代，是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社會的大變革，需要有新的思想和倫理、觀念助推社會前進和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墨、刑各倡其道，百家爭鳴，依稀看到了沖破舊的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儒學脫穎而出，逐步成為各種思想意識形態的主流。  

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  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后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清末民初：儒家學派的何子淵以“敢夸才依馬 唯驥道南吾”、“同人于野 仁者樂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為其哲學旨歸，創導新學，摒棄科舉。但，又以弘揚儒家文化，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師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與孫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驅逐韃虜，振興中華。

　　據報道，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以“儒學：世界和平與發展”為主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并發表講話，他強調，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推進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互學互鑒，是讓世界變得更加美麗、各國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習近平指出，正確對待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和現實文化，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重大課題。我們應該維護各國各民族文明多樣性，加強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而不應該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這樣世界文明之園才能生機盎然。

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提出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文化是最基礎的支撐點。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文化自覺就是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有堅定的信念和切實的把握。是繼承弘揚，而不是復古和回歸。對西方文化借鑒，為我所用，而不是全盤西化。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大目標，做到充分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與時俱進，為中華的崛起和全面實現現代化提供精神和文化的保障。

儒學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和影響

中國古代文化對于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只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于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古絲綢之路，早已打開了華夏王朝與世界的貿易往來。各國使節往來不斷，有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繁榮與世界的文明。

大元王朝之際，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入歐洲。發郎（frank）國一直派商隊和使團與中國交往。羅馬教皇也派使團傳遞公文和書信。遠在蒙哥罕時期高麗王子1259年率團朝見。1261年高麗王又一次謁見元世祖忽必烈。高麗王王賰娶忽必烈之女忽都魯揭里迷失為王妃。1271年馬克. 波羅從威尼斯遠道而來，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高規格接待。波斯、緬甸、印度、尼伯爾都與元庭頻繁往來。有元一代中印兩國往來，僅據《元史》記載互派使者就達數十次之多。元代儒學學者備受尊崇，姚樞、劉秉忠等儒家學者受到元庭青睞。孔廟多次修繕，皇家賜匾誥封。孔子廣受拜謁，在世界產生廣泛影響。

明清之際，歐洲的耶穌會士遠道而來，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融匯于歐洲文化，那時的歐洲曾經形成過百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并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百年來，中國人、東方人都公認，現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歐洲。學習、借鑒，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為許多近代中國人的思想熱點。近百年來，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文化上的障礙。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近20年的飛速發展的歷史，向世人顯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東方文明，不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精神阻力，而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類共同勞動與智慧的結晶。人為地把文化分為東西兩個對立的體系，只看各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不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偏見。這種文化偏見，已經成為人類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種精神障礙。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曾經影響了世界的面貌；中國古代的“四書”“五經”也影響了西方的現代文明。世界各國各地的文明總是互相影響，與時俱進的，各種文明加強交流，相互借鑒，相互溝通，才會有利于世界的和諧和繁榮。

儒學文化對東亞文化的影響

   東亞文化圈的演變在古代、近現代都有不同的表現。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擴散和傳播。東亞文化圈被專家學者稱之為儒學文化圈、漢字文化圈。在東亞文化圈的構成要素中，從載體看，最重要的就是漢字，隨著以漢字、儒學等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古代東亞文化圈發展成為具有高度文化共同性的區域文化圈。

追溯歷史，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智、信等觀念的影響。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后，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于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于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

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后，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后，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并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俆兢稱贊朝鮮儒學之盛，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并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發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匯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于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彥，出生于交州的廣信（今廣西蒼梧縣），其先祖為魯國汶陽人，游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后來任交趾太守40余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采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

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后，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歷史進程中的東亞文化圈自古代、近代、現代有著不同的特征與表象，在與全球文化的碰撞、對抗、交流中，發生了轉型、分裂、融合等一系列變化。梳理歷史進程中的東亞文化圈，對于更好的構建和重建東亞文化圈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宗藩關系對于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古代東亞文化圈中， 由于政治上長期結成的宗藩關系，被尊奉為宗主國的中國外交上有遣使和貢賜制度，經濟上有官方通商往來[，這對于東亞文化圈的穩定和發展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促進和保障作用。         

近代以來，東亞文化圈中各國都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發生著急劇的變化。在對傳統的儒家經典理念的態度上，東亞各國采取的態度和立場不盡相同，傳統的儒家經典已經不再是基本的理念。由于儒家倫理主張的一些制度逐漸衰退而退出歷史，東亞文化圈面臨著全新的局面。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影響，宗藩秩序體系崩潰了，東亞步入了一個混雜的新時代。這種混亂在近代東亞文化圈中表現為，革新發展的曲折與復雜。傳統的和現代的，東方的和西方的，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文化在東亞同時并存。無疑，這對于一體的東亞文化圈有著很深的沖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分裂與演變，也催生著現代的東亞文化圈的發展。         

  “亞洲主義”的呼聲漸高，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有關。明治維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從根本上擺脫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的羈絆，擺脫了中國文化的籠罩，重新確立了日本的自我意識。使日本產生了擺脫西方，從西方邊緣的尷尬地位中解脫出來的愿望。這個時候，對近代化以來的強盛與進步的自豪，對自身所處的東方傳統的依戀感和地緣上的認同習慣，對西方國家排斥日本的反感，就構成了日本近代相當復雜的心情。脫亞是脫不了的，入歐也是入不了的。于是，一些日本人開始越來越多地把視線轉向東亞近鄰國家。一衣帶水，成了具有天然親和感的紐帶，歐洲自然只是遠門，是在東亞之外的。

那個時代“亞洲一體”的構想更多地只是日本的一廂情愿。作為一個已經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兩次戰爭中初嘗勝果的國家，日本很容易由于自我地理的邊緣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別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當霸主的心情。但是，對于仍然處于傳統與近代轉換期間的國家，卻未必愿意接受這種日本的亞洲主義。本來中國的地理觀念中，就沒有“亞洲”或“亞細亞”的意識，而只有帝國王朝與四夷的觀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學的空間說法，才有亞洲的意識。但是，這種地理學意義上的認知，卻與政治學意義上的認同無關，這除了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的歷史記憶滯留外，現實上，在以中央王朝思考框架下，既不愿意作為被日本牽著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認同沒有歷史與文化基礎的“亞洲”為政治與文化的共同空間。

回顧儒學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追溯儒學文化在周邊國家和世界的影響。顯而易見，歷史的演變和文明的傳播，有它自己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愿望而轉移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與文明，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和而不同，共同參與著世界的文明發展和繁榮。

參閱書目：1、網絡資料 2、徐文濤《東亞文化圈的演變與“亞洲價值觀”》

作者：徐進昌，男。中國蒙古史學會會員、元上都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長。倡導并闡述了上都文化，錫林郭勒文化，烏珠穆沁文化，二連浩特文化，灤河文化，錫林浩特文化總體概念與框架。研究方向：上都文化、蒙元文化、地方學與地域文化建設。

殷繼紅，女。中國蒙古史學會會員、元上都歷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多篇論文揭示了上都文化的價值和歷史地位。論述了烏珠穆沁文化、錫林浩特文化的相關學術意義。研究方向：上都文化、錫林郭勒地域文化與地方學建設。

2019、9、13